民生新闻是当今中国新闻界最主要的新闻形式之一，但是民生新闻的内容和形式却略显琐碎甚至鸡毛蒜皮，和真正意义上的民生新闻还有一些距离。相比较，走在中国之前的美国传媒界以公共新闻为主导,以新闻行动力来推进社会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新闻势必会在中国生根发芽,本文旨在在中国公共新闻萌芽的阶段,探讨中国民生新闻的现状和及其原因，从而分析中国公共新闻的发展潜力和阻力。  
　　1、公共新闻与民生新闻的异同
　　公共新闻是美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它是指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处理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在基本新闻理念上显示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它们都是对传统新闻理论和实践中缺陷和不足的弥补。从本质上说，就是新闻公共性的回归。在传统新闻中，新闻媒体和受众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媒体进行议程设置，并将信息灌输给受众，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给予者。在传播学中，我们形象地用“魔弹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即受众是被帮在靶子上的目标，由媒体任意宰割，丝毫没有反抗能力，媒体给什么，受众就接受什么。尽管所有新闻人都在追求新闻客观报道，可是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只要是经过了一个媒介来呈现，都是有一定角度的，并带有感情，记者只能尽最大的可能接近客观。随着受众的觉醒，他们和传统的新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疏离感，而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在相互疏远的公民之间、公民与公众生活之间重新建立一个联系的桥梁，使得普通市民可以参与新闻中，成为新闻的主角。这两种新闻模式还致力于将议程设置的权力尽可能多地下放给大众，实现受众本位的确立。
　　尽管这两种新闻模式有许多理念上的相通，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最大的区别在于新闻行动力的不同。公共新闻更强调在新闻报道后的事后参与，它希望通过报道达到某种由大众主导参与的实际目的，来实现社会的改革和前进。而民生新闻则更注重事实的呈现，从而引发大众或相关部门的思考。民生新闻在新闻理念上，实际是初级的公共新闻。
　　2、中国民生新闻现状
　　民生新闻是中国当今最为红火的新闻形式之一，各类民生新闻遍地开花，良莠不齐。以浙江地区为例，几乎各个县市地区都有至少一档民生新闻节目。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就有不下8个民生新闻栏目，比较知名的有“小强热线”、“1818黄金眼”、“范大姐帮忙”等。
　　民生新闻是以与受众平等的视角，来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平常生活，用平实纪实的角度来记录下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
　　当一个部门用冷漠或斥责甚至殴打来对待一个投诉者时，记者比投诉者多了一架摄像机。摄像机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舆论监督。摄像机对着，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人都在看。按照库利的“镜中我”理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人们总是在想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形成了自我的观念。所以，人们总是想做出让别人满意的行为，从而实现自我价值。霍桑效应，即被观察者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而改变行为倾向的效应，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整个社会都在看的时候，谁会想出丑，谁会想表现出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呢？所以，不管什么事情，有了媒体的介入，就会像涂了一层润滑油，变得很顺。
　　依靠媒体介入解决个人问题是一种很特别的行为模式。它虽然也达到了解决问题的目的，但是这与公共新闻中领导公众行动解决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民生新闻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民生新闻关注的是一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强调媒体介入后，会给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从实践上来看，现在的民生新闻操作中，都会在新闻流程中解决问题，往往把单个事件的解决作为一个新闻事件的终结。如果只是对个别表面现象进行个别解决，那只会有更多的类似问题出现，记者只能重复报道相同的议题。但是，记者报道解决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同类型问题出现的速度。现在中国的民生新闻往往无法触及众多表面现象的实质，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一些记者没有能力发现背后的大问题；第二，发现了问题，却认为这是“烫手的山芋”，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三，心有余而力不足，当今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作为行事准则，这也是之所以会有一类叫做“我们管不了”的新闻。
　　3、中国民生新闻的选题和受众及其发展局限性
　　何谓“民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在题材选择上，民生新闻所聚焦的正是普通民众的生活、生计、生存、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生新闻的题材选择十分广泛，时事政治、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只要是关乎“民生”的事件、活动与现象，都可以是民生新闻的题材。正常的民生新闻就其内容而言，除了日常社会新闻外，应该涵盖地方百姓最直接相关的政策服务资讯，涉及时政新闻、社教新闻，还可涵盖一部分消费、经济信息。以下是笔者随即抽取的一个民生新闻一期节目的报道内容：
　　卧铺车突然变普通车　客运中心旅客闹矛盾
　　救护车改行运鞭炮　这医院做法真荒唐
　　黑车打游击　旅客苦等候
　　丈夫“失踪”上瘾　妻子告上法庭
　　酒后驾驶逃避处罚　警务摄像头全程记录
　　男子骑三轮车跨省寻人　四个孩子的妈妈你在哪里
　　杭州石桥路一女子死亡
　　朋友来拜访　业主需为停车刷卡
　　老人杭州迷路　记者帮忙找到回家路
　　乐清发生劫持人质事件　人质获救协警负伤
　　单位开年会　员工被要求按照职务出钱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民生新闻大多集中在日常事务上，关于政治经济的话题很少。当下中国所有的民生新闻媒体都有帮助受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新闻操作模式。这种媒体介入解决问题的操作模式，也是此类新闻节目参与度高，受众广大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民生新闻节目在创办之初实际上是为了避开与中央新闻的直接碰撞。这里面显然有着某种深层的战略考量：CCTV的新闻节目虽然可以覆盖全国各地，但就任何一个地方而言，其实际渗透力均存在着某种薄弱环节。在地方电视媒体中，一部分“先知先觉者”舍弃长期采用的“联播体”，竭力避免在“宏大主旨”上与CCTV正面冲突，采取“分众化”策略，从“小情小事”入手，紧扣“服务本地市民”的主题，竭力彰显本土化特色，以吸引特定观众的注意。这样，地方电视媒体使得本地观众在信息消费上有了新的、更多的选择，构成了地方电视台与国家电视台“对决”局面，同时也分割了原本由CCTV“一统天下”的电视新闻消费市场。据《电视第三次浪潮》透露，仅就江苏南京电视市场而言，收视率一直处于第一位的《新闻联播》，由于当地民生新闻节目的纷纷开办，其收视率显著下滑。
　　但是，这样的设置初衷使得中国的民生新闻有一个始终挥散不去的弊端，那就是收视率对于节目本身的影响。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民生新闻必须以受众的意志作为取向。从民生新闻的本质定义来说，这并没有什么错，反而是民生新闻受众本位的最好体现。我们是不是应该选取受众最常提起的选题呢？在中国，选材和受众关注点上始终存在着制约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过渡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中有许多遇到困难但是本身没有能力解决困难的人，即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构成了民生新闻的主要受众。他们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文化程度较低，挣扎于温饱的边缘。他们关注的问题比较琐碎，有关生计，可能“鸡毛蒜皮”，大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
　　传统新闻的专业记者将客观性原则视为新闻的法宝，这导致专业记者将自己定位于新闻事件的旁观者和客观报道者，使记者脱离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导致公众对记者的不信任。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却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而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的方法就是使他们参与到新闻事件中。中国民生新闻更是如此，面向弱势群体，民生新闻媒体纷纷打出“帮百姓办实事”、“有事您说话”的标语。对于弱势群体，媒体提供了一个运用舆论压力来进行反击的平台。于是，他们就蜂拥而上，更有甚者，把媒体作为一个“报复工具”。这与中国的实际国情是有关系的。
　　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都是对于新闻公共性的回归，强调受众参与新闻，但是公共事务是包括多方面的，如上文提到的时事政治、经济活动、国际局势。中国当下，由受众主导议程设置的民生新闻中，中国的民生新闻受众群体决定了民生新闻的报道方向是琐碎的，是鸡毛蒜皮的。这是一个双方互相制约和影响的恶性循环。
　　浙江省广播电影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施泉明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民生新闻是一种比较低级的新闻形式，做民生新闻并不需要太多新闻素养，只要是高中毕业就可以达到要求。这话不无戏谑之意，但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中国新闻一线，民生新闻开始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发展的局限性已经逐渐被业内人士所认知。究其本质，与民生新闻与精英群体的脱离有关。
　　当今民生新闻成为了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受众中的精英群体极少得到慰藉，并且缺乏参与感，于是开始与这类新闻疏离。在这里，他们找不到有用的信息。公共新闻，强调要有新闻的行动力，而往往精英群体比弱势群体行动力更强，但是当今的中国民生新闻却疏远了这一群体，使得中国民生新闻的行动力得到了限制。中国民生新闻与精英群体的疏离像是一场做不完的噩梦，困在一个恶性循环：它越是远离精英群体，它的行动力就越低，行动力越低，精英群体越是远离。这是当前民生新闻过度为公共新闻的最大障碍。
　　同样是亲民的新闻形式，美国的公共新闻经常活跃在政治选举中，社会精英群体是参与的主体人群。美国公共新闻的受众决定了美国的公共新闻具有比较强的行动力，甚至可以改变政治活动或选举的方向，在此不过多赘述。
　　除此之外，社会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也是限制公共新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民生新闻的争端都是由于法律法规模棱两可或者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可造成的。据粗略估计，产品质量问题、单位个人经济纠纷和拆迁问题是最常被提起的三个问题，而这其中的很多问题在记者协调不成的情况下，最后都是会走民事诉讼途径。
　　笔者在和这一行干了10年的新闻一线记者交谈时，他表示，很多时候，不是他们不愿意报道，只是很多事情没有一个判断标准，没有法律法规作为准则，记者也不能够进行监督。有的时候，即使记者出面调解成了也只是个例，不能够说明和解决任何实质问题。比如用人单位和个人发生经济纠纷，相关情况比较特殊，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判断的标准。记者出面，用人单位出于声誉考虑，做出让步。这样成功调解的个例使得同一标准遭到了破坏，使得有同样需求的人以此作为标准来求助。但是事实是，这并不是行事标准，反而使得秩序更加混乱。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法律法规能够得到完善，很多琐碎的纠纷也就不复存在。
　　4、美国公共新闻的借鉴
　　公共新闻运动肇始于各地方性中小报刊，并非由《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这样的美国著名权威主流媒体领导展开，因此没有显著的新闻事件作为整个公共新闻运动产生的导火索。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两件事作为公共新闻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第一件是1990年，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主编戴维斯・梅里特认为该报以往的选举报道充斥着候选人的相互攻讦以及枯燥的民意测验数字，没有触及到实质性的问题，当地选民的参选率非常低，为此他联合当地电视台KAKE-TV对选民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并组织了系列报道，同时该报还成立辅导班对选民进行选举知识的教育，并鼓励他们参加投票，这些活动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反响。另一件引起轰动的事是佐治亚州哥伦布市《哥伦布记事问询报》主编杰克・斯威夫特对当地的种族主义进行相关调查后，形成了一项改革现状的议案，他还利用报纸组织了一系列旨在促成该项议案通过的公共集会，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而他也在争议中自杀了，这件事在当时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美国公共新闻的诞生环境注定了他与中国民生新闻有着不一样的起点。虽然，从目的来说，它们都是以接近性为优势来与主流大媒体争夺市场份额，但是美国公共新闻在创办之初就是以政治选举与改革为主要议题的。媒体创造机会让选民和候选人就选民关注的公共问题进行对话，这实质上是媒体自觉参与的社会高度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公共新闻最大限度调动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它不仅提供了普通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对话平台，还将民众的意见聚集成一股足以与政治对手抗衡的力量，使得最小的个体都特到最大的参与感，从而推动最符合大众利益的改革。直到公共新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90年代中期，议题才从政治延伸到社区公共生活。报道的落脚点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新闻，更重要的是这些社区公共领域内的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比如在探讨为何社区学校教育效果不佳的时候，许多地方媒体都通过讨论发现这和社区人口流动速率以及少数民族学生数量的多少有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美国公共新闻的趋势是越到越多地把议题设置的权力下放到受众身上，通过互动使得公众成为公共新闻的主角。
　　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方向和本国的政治经济体质是息息相关的。反观中国，现今的民生新闻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的产物，这是与国情相符的，对于美国民生新闻的借鉴也应该有选择性。公民的完全参与和话语权的下放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的发展和大众思想的转变需要时间，但这却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在笔者看来，当今最现实的，可以做到的改变在于选题报道的角度和深度，避免只求速效救助，却忽略了表象之外隐藏的复杂问题，提高触类旁通和挖掘本质的能力。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媒体对于受众和收视率有着一种几乎绝对服从的趋势。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在美国的公共新闻发展史上，美国的教训值得借鉴。
　　由于新闻产业竞争的升级和19世纪末晚报小报的泛滥，美国的“新式新闻”冲破洪闸，滑向“黄色新闻”时代。为增强新闻易读性而采取的编排方式、漫画版、大字标题等变成了“黄色新闻”夸大视觉冲击力的工具，为增强贴近性而提倡的关注私人生活、记者参与等方式变成了暴力色情软新闻泛滥的温床。那时的报道注重哗众取宠，真实性不是第一位的，取而代之的是轰动性，越匪夷所思、越骇人听闻的越是大众追逐的热点。这是极力迎合受众导致的一次新闻的畸形发展。
　　这对今天中国的民生新闻是警钟。据笔者了解，在民生新闻中那些具有轰动效应不寻常的报道是十分受欢迎的。毕竟人都有一种潜在的窥私欲，希望从别人的不寻常中得到自己的心理满足。类似“乱伦”、“性交易”、“斗殴”的报道时有发生，而且有试图渲染的趋势，新闻片模仿剧情片，片子播出效果很好，但是却有着与新闻基本道德南辕北辙的危险。
　　5、中国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过渡背景与潜力
　　托马斯费里德曼在他的世界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指出：柏林墙的倒塌打开世界之窗，网景上市开辟网络时代，工作流软件大大提高工作自动化程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促进了离岸生产的大发展，依靠供应链创造价值，将公司的后勤交给其他公司来完成的内包，信息搜索使每个人都有获取全世界所有知识的管道，还有计算科技和通讯科技这些轻科技，这些力量如推土机一样铲平了世界，使得个人的力量大增，不但能够参与全球合作，也能参与全球竞争，成为世界的主角。在这个阶段，世界从小号变为极小号，显现出鲜明的去中心化特征：原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随着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的崛起，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非西方、非白人的个人群体拥有越来越大的能力与影响力。
　　也就是说，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清政府那样闭关锁国的时期了。全球化使得中国成为“地球村”中的一员，我们可以想象，在国界越来越弱化的明天，中国社会必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政治的、经济的、民生的……那么社会公共事务向更好前景发展的方向势不可挡，这样的发展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大众的参与是社会改良的核心。
　　在这样的时代感召下，公共新闻的发展必将是一大趋势，这样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公共新闻指导下的社会事务的改革将会成为一种双赢的策略。从政府角度讲，公共新闻指导的改革将会是亲民的、顺应民心的，不会成为决策者一言堂而怨声载道的架空改革。从公众的角度讲，这样的改革不会是盲目的、冲动的，是可以冷静下来，集中大家智慧的。
　　具体来说，公共新闻要在中国社会扎根，两大条件必不可少，即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讨论的平台。
　　国内的舆论氛围已经越来越开放，大众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权力，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作为社会主人的存在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公民意识开始觉醒。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其中包括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简而言之，大众在社会事务中不再是一个命令的执行者，而是亲身参与到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中，以自身力量来影响和改变社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成为近来公众发表意见和观点的最主要平台。从论坛到虚拟社区再到博客，网络使得大众可以说出自己的心声,近年来还出现“自媒体”一说,即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也就是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单元，行使简单的媒体功能。由此可见，网络使得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扩展。
　　以网络作为消息来源的社会讨论有许多盲目和煽情的成份，缺少理智的、冷静的思考。在肯定网络参与公共新闻建设的同时，我们更希望它能走向成熟，而更多的主流媒体能以网络作为探路石，相继参与到公共新闻的队伍中来。主流媒体有自己在新闻领域上的专业性和职业素质，这在引导大众的公共新闻中是十分需要的。
　　6、中国公共新闻的萌芽与发展趋势
　　在中国，类似公共新闻的新闻操作模式其实已经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最典型的当属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由此我们看见了中国公共新闻发展的萌芽。此案发展过程大致如下：
　　2003年3月17日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因无暂住证，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错误收容并送至广州市民政局收容遣送中转站。
　　2003年3月19日晚因孙志刚大声叫喊求助，引起乔燕琴（救治站护工）的不满。乔燕琴便与吕二鹏、乔志军、胡金艳（均为救治站护工）将孙志刚从201室调到206室，并授意该室内的李海婴等8人（均为被收治人员）殴打孙志刚。
　　2003年3月20日李海婴等8人对孙志刚轮番殴打，致孙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2003年4至6月孙志刚的悲剧引起强烈反响，民众呼吁严惩凶手，开展违宪审查。
　　2003年6月18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刑及有期徒刑，23名政府官员受处分。
　　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
　　2003年8月1日1982年起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试想在现在民生新闻的主流操作手法中，面对同样的问题，很可能，只是报道一个表面事件，结果很可能是收容所出面道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孙志刚”受到伤害，表面的报道没有实际意义。“孙志刚案”的成功告诉了我们公共新闻的优势和它在中国的可行性。
　　在“孙志刚案”中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起到一个总引领的作用，公众在此公共议题上承担了主体角色。媒体的孤军奋战往往效果有限，但是当广大民众参与到议题的讨论，并形成巨大的舆论氛围时，力量是不容小觑的。这样的一则新闻的实际效果是在媒体引导下，大众参与下实际推动了一项法规的改变。
　　在中国，民生新闻是相对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而公共新闻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可以说，没有民生新闻就不会有公共新闻。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素质的提高，民主自由的不断推进，笔者相信，民生新闻将逐渐被公共新闻所取代，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首先，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转型期。利益分配不公、市民权益遭受侵害、行业风气不正等社会问题及矛盾的产生，也将激发社会不同群体对于公共生活的关心，日益强化了社会公众的公共意识。日益积累的民生小事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或报道，聚积成一股舆论的力量，这势必让新闻议题从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向直指社会矛盾中心，加速问题的解决。
　　第二，新闻议题的转变，使得公共新闻成为所有公民关注的新闻，而不是仅仅只有弱势群体。社会精英群体的回归激活公共新闻，新闻行动力大大增强，使公共新闻的运转成为一个良性循环，从而变成社会进步改良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随着法律法规的健全，新闻作为社会第四种力量实现对社会的监督，做到新闻报道有法可依。当公共事务的判断和监督惩处都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的时候，民生争端将大大减少，新闻议题也将自动向政治经济转移，由此完成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完全转变。
　　总而言之，这样的完全转变需要时间，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现今，公共新闻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作为新闻从业者，应该有自觉意识，早日做好准备，备战公共新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