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1日，《衢州广播电视报》全面改版。这其中，全新推出的《衢往事》栏目以“挖掘衢州老故事”为基本定位，以“口述历史报道”为写作原则，在求新求变的媒体大潮流中独辟蹊径，开辟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办报新思路。
　　作为栏目的采编记者之一，笔者参与并承担多篇《衢往事》采访报道的任务，也见证了《衢往事》栏目定位从模糊到清晰的整个过程。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分析《衢往事》“口述历史报道”的一年摸索，揭示其在新媒体时代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口述历史报道”的背景渊源
　　在《衢往事》推出之前，《衢州广播电视・新壹周》就曾推出一个《旧闻》版，定位是中国“历史解密”，内容大多讲述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历史事件与名人故事，作者大多是曾经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历史的研究者。该栏目推出后读者反响较好，这便触发了报社将“历史故事”本地化的念头。
　　追溯“历史素材”在新闻纸中的报道实践，可谓源远流长：从早期报纸副刊中的“名人掌故”，到《南方周末》初期的解密新闻，无不如是。但直至1999年《南方周末・往事》版的正式推出，才真正在报界引起广泛关注。此后，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网络等媒体，历史往事类报道开始频频出现。
　　事实也证明，“历史往事”（过去发生的事）报道赢得的关注度并不比“新近发生的事”的报道低。这其中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口述历史》，中央电视台的《探索发现》，网易新闻的《历史新闻》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并奉献了大量优秀的作品。所以，从新闻史角度来看，《衢往事》的推出，其实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但相比于上述栏目以整个中国历史为报道对象的定位，《衢往事》则完全着眼于“衢州”本地，题材看似受限，但这恰恰也是其生存的根基——报道内容地域上的接近性，更容易带来读者心理的认同感。
　　落实到操作层面，其稿件来源主要以栏目记者自采为主、读者投稿为辅，这也催生了“口述历史类报道”在衢州地域的兴起。它突破了以往做历史题材栏目时没有投稿就没米下锅的尴尬，将“历史往事”题材从副刊桎梏中解放出来，将其纳入新闻报道的范畴，拓展了记者采访报道的领域和空间。
　　笔者认为，在当下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强势兴起、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媒体大环境下，“口述历史类报道”或许是纸质媒体应对竞争的一把利器。
　　“口述历史报道”的构成要素
　　《衢往事》开办后，从最初的作者投稿到之后的“报告文学写作”再到纯客观的记者写作，在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较为规范的操作模式：内容主体——过去的故事；采访对象——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人；文本——第三人称叙事。在这种模式的框架内，《衢往事》的口述历史报道逐渐做出了自己的风格与特色。
　　1.内容主体：过去的故事
　　《衢往事》栏目“口述历史报道”的第一个特点，是题材定位宽泛：只要是“过去发生的故事”即可。这其中，报道的对象有人物，如《下营街走出的中国外交官》、《寻找衢州的“援越抗美”老兵》、《背着铺盖、带着手枪去采访——访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朱先本》；有历史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如《跨省大追捕——1986年“11.16”特大盗枪案侦破记》；有工厂，如《煤机厂，你不曾知道的故事》、《衢州棉纺厂：无法“删去”的记忆》；有学校，如《寻访最后的记忆——衢州师范学校篇》、《乌溪江初中的“半农半读”教改》；有文化团体，如《衢州老戏院：往日音容今难觅》、《寻访最后的记忆——衢州老照相馆》；有街巷，如《永远的初芳巷》、《衢州“阔”巷：化龙巷》等等。“过去的故事”，是我们判断是否符合《衢往事》栏目要求的第一标准。 

　　2.采访对象：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衢往事》栏目“口述历史报道”的第二个特点，是历史亲历者或见证人的身份发生了巨大转变：以前他们是副刊栏目历史类文章的写作者，而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成为文章报道内容的一部分，成为记者的重点采访对象。
　　这些采访对象对于过去事件最深刻的记忆，对于往事的理解和看法，对于自身命运的变迁，以及保存的文字图片等档案资料，共同构建了《衢往事》历史报道的最基本素材。
　　 3.叙事文本：第三人称写作
　　《衢往事》栏目“口述历史报道”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由记者采写完成，纯粹的第三人称叙事。以笔者完成的《寻访最后的记忆——衢州工人浴室》的采访为例。作为一个休闲场所，衢州工人浴室存在历史悠久，凝结着数代衢州人共同的情感记忆。但一般市民洗澡的故事显然无法勾画出一篇真正反映“工人浴室”全貌的文章。
　　最了解工人浴室的，当属那些曾经的工作人员。这些人随着时代的变迁，或下岗跳槽或退休在家或年迈已故。笔者几经寻找打听，联系到三位工作人员，时间跨度从60年代持续到90年代，了解不同时期浴室的基本情况。多个采访对象的多重叙事，相互印证，查漏补缺，最终让记者得以旁观者身份构建一个更为真实、完整的故事，报道也更为接近历史的原貌，具有历史厚重感。
　　副刊？新闻？归类存疑
　　用以一句话来描述《衢往事》“口述历史报道”的特点，那就是“副刊的内容题材，新闻的写作形式。”
　　在学术界，曾有学者杨琴专门就此现象进行专门研究，并提出一个全新的称谓——“史态类新闻”。
　　杨琴在其博士论文《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史态类新闻研究》中给出了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史态类新闻是报道内容主体为过去事实的新闻”。在该文中，杨琴对“有关对过去的事实的报道”进行了梳理，认为目前大体有7种称呼：稳态新闻、档案新闻、历史新闻、背景新闻、解密新闻、追溯新闻、资料新闻等，另外还提及“纪念新闻”。但其认为这些并不足以涵盖所有内容，最终将其整合统称为史态类新闻。
　　仅从定义判断，《衢往事》的“口述历史报道”范畴和“史态类新闻”是非常契合的。
　　但也有学者认为，该新闻的提法并无必要，也不准确。认为就本质而言，这种“以过去的事实”为报道内容的文本归根结底只是“副刊新闻化”的产物，并不符合“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的基本定义。
　　虽然归类存疑，但是学者对于“历史题材”广泛进入媒体报道领域的实践价值，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笔者认为，“口述历史报道”作为一种新型报道形式在实践中已逐步走向成熟，其列为新闻的范畴可能更为妥当一些。
　　“口述历史报道”的三大价值
　　在新媒体时代，由于技术的革新，报道者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评论员”，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新闻由专业人士生产的媒体特性。而在信息海量生产的背后，是信息内容的碎片化、泡沫化，随之而来便是浅层阅读的盛行。
　　《衢往事》的“口述历史报道”迄今为止已经推出40多篇报道，它以题材的独家性、内容的可读性深受广大读者尤其是中老年读者的好评，甚至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上刊载后也赢得了相当数量的年轻读者。
　　在采访中，笔者深刻感受到，《衢往事》对衢城历史事件的抢救性挖掘，对衢城百姓共同记忆的怀旧呈现，让报道具备史料、情感、文化等多重传播价值，这才是它赢得受众认可的最根本原因。
　　1.史料价值
　　史料价值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抢救性采访，留下他们关于历史事件的真实回忆和评价，即“口述历史”，这是对历史档案的有效补充，充分发挥新闻记者“时代记录者”的职责。这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很多都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套用一个记者说的话，“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二是对历史真相的披露，很多史料都是媒体首次报道，充分满足了读者了解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的需求，让报道具备了“历史文本”的特性。
　　《寻访最后的记忆——衢州老照相馆篇》追溯了照相馆这个行当从解放前后、公私合营时期直至改革开放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因为之前未曾有过类似的系统整理，有很多资料都是靠众多讲述人口述记忆、相互印证下完成，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2.情感价值
　　《衢往事》“口述历史报道”的很多选题都曾凝结衢城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比如《寻访最后的记忆——衢州师范学校篇》、《1984年元旦衢州军警民围歼持枪暴徒纪实》、《铜山源：一座不朽的丰碑》，涉及的都是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场所、事件、工程，历史的见证人、当事人数以万计，这些报道是对他们共同记忆的回望，是对他们怀旧情结的释放，极容易勾起阅读者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传播的目的——这些报道刊载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点击量常常过万，也恰好证明了其价值之所在。
　　《追忆上世纪衢州四大名中医》讲述的是民国时期衢州城最著名的四位名中医的人生故事。该文刊发后，其中一位名中医的侄孙女看到报纸，还专门打电话到报社寻找昔日亲人的联系方式，因为这一辈的亲人已失联多年了。
　　《一个国民党特务的传奇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曾是国民党特务，如今已是从学校退休安享晚年的9旬老人。他的故事引发了其同事和学生的众多感慨：“和他认识这么多年，从不知道他还有这样传奇的人生。”……这些鲜活的历史故事，都是“口述历史报道”情感价值的独特表现。
　　3.文化价值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这样说道：“文字能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象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口述历史报道”对历史事件的纵深式回顾，对历史见证人命运的记录与全新解读，本身就富含人文意味。而优美的文字、带有怀旧色彩的行文叙事风格，也满足了阅读者的审美需求。这种种因素，使其脱离了新闻一次性阅读的范畴，有了重复阅读的价值。
　　曾有读者评价《南方周末・往事》版：“这些文章考证详实、挖掘较深，是作者深入采访考察，并由历史亲历人口述整理而成，内容真实可信，文笔流畅，语言朴实大方，极具收藏和阅读价值。”[5]这个评价，也是《衢往事》“口述历史报道”努力追求的方向。
　　“口述历史报道”是从求新求变的新闻大潮中演变而来，并将目光转向历史。它以追溯城市历史、挖掘城市记忆、重塑城市人文气质的写作追求，引领读者摆脱快餐化阅读，带给读者更多的深层思索与启迪，这或许是它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