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报道，特别是农业农村经济报道，在解读某些农村经济现象的过程中，通常会选取部分村庄、合作社、农民作为报道的典型。但是这些典型是否存在真正的典型意义？是否具有普适的指导性？这一直是农业新闻工作者无法绕开的话题。
　　农村问题报道的议程设置和选题搜集、剖析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有一定交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能够更系统、科学的对村落经济关系、婚姻关系、宗族体系等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特别是利用人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对农村生产现象背后的经济结构等问题进行合理的分析解读。
　　农业新闻报道通常以故事为载体，讲述的主体通常是农民、农业合作社和村集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也就是说，类似的报道是基于扩展的家庭和集群或者群体的经济活动为适当的分析单位，力图建立一个表现经济过程的基本模型。
　　对于绝大多数采编新闻人员来说，农村经济结构和文化内容是脱离研究者背景的——即使研究者曾经长期生长在这里，依然会因为文化和教育结构的变化而发生一定程度上的“疏离”。因此，站在更高层次的人类学角度观察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天然差距，减小因采编人员个人视角带来的局限性——无论是出于严肃的新闻观，还是克服采编人员自身的认知短板，这样的高站位都是有必要。
　　当我们从新闻采编人员的“他者”视角观察某一个村庄聚落，或者某一个农业区域的经济社会问题时，存在的最大不确定性就是：本地区、本省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于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现象的权重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资源基础、流动性等诸多变数，对于定性研究产生不利影响。
　　特别是在新闻报道这种切入口较小、篇幅较短的体裁影响下，阐释和分析某些简单的经济现象，往往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影响了论据的可信度，从而降低了新闻报道的公信力。
　　以人类学眼光打量和考察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发达的农村经济现象，意味着把较高水平发展的农村经济结构体系田野化，同时也意味着在他者眼光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
　　这种再调查、再研究，恰恰呼应了党对新闻工作提出的  “走转改”要求，强调了农村经济报道的调查属性，“调查研究是一个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我们可以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 。
　　虽然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是多样的。但是从基本的、实证的、可操作的角度来说。“田野调查”仍然是最常见，也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手段之一。
　　通过对实证的掌握梳理出人类社会结构发展的基本脉络，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不同人类发展阶段的纵向和横向对比，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剖析。
　　1 .“施政调查”与“田野调查”
　　在日常新闻报道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采访，新闻采编人员在走访中与当事人聊变化，当事人谈感受、谈对党和政府政策的拥护。这样的调查固然简单明快，但缺点也是明显的，更容易把现象扁平化，同时也无法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它更多的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而并非问题的分析。事实上，这种采访从人类学意义上属于“施政调查”的形式。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我国人类学研究领域，有将施政调查取代田野调查的做法。“施政调查是一种应用性的短期行为的资料搜集活动，而人类学田野调查则是长期持续的科研活动。两者在性质、任务和目的上各不相同。如果以前者代替后者，必将人类学田野调查降格为基于政策需要的纯粹功利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报道中简单的走访性采访，实际上无法解释“三农”现象的本质，它只是或者说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切片式的展现。同时这种展现还会受到讲述者、稿件撰写者、后期编辑和受众整个传播环节的多次扭曲，这对于调查和理解都是不利的。因此基于实证积累的田野调查更有利于新闻事实的本质挖掘。
　　2.田野调查基本方式在新闻采编过程中的应用
　　田野调查的常见方法，按照调查主体的多寡划分，包括了一点调查和多点调查。一点调查一般选取一个社区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即通常所说的“微型社区研究法”。“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
　　以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央视在“走基层”报道中播出的一些节目，包括城市体裁的《曹家巷拆迁记》、农村体裁的《皮里村蹲点日记》，都是选择了一个社区、乡村，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依托时间跨度进行的田野调查。这两篇新闻报道，实际上是通过同一空间，不同时间断面的对比，反映了所在空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这种时间跨度上对比例证的应用，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但对于新闻报道特别是对画面记录要求较高的电视新闻报道来说，这种对比感受的形成，时间成本的投入是极其巨大的，甚至是绝大多数媒体无法承担的。从实际报道工作来看，在没有相应投入的情况下，电视媒体更愿意使用照片、影像对比的形式，体现“今夕巨变”——这实际上是媒体采用“一点调查”的过程中，由于素材积累需求和时间成本压力相冲突而出现的“自我阉割”现象。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某些体裁的农村经济报道，特别是调查性经济报道，近年来在新闻媒介上的萎缩现象。
　　但无论如何，掌握必要的历史资料，确实能够为媒体的田野调查，提供必要的历史积累。从这个角度来看，具有大量文字、影像资料和研究者的城市在文化和经济现象的前后追溯，也就是时间跨度上的对比例证运用上，存在先天优势。而农村，特别是形式上难以用画面复刻的农村经济现象，存在报道的短板。
　　当然无法否认的是，要在一个点上挖掘农村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通过今夕对比反映农村发展的现实问题“老典型新问题”常常仍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田野调查的另一种调查方法，“多点调查法”即选择多个乡村调查，并进行比较研究。“多村落的田野调查超越狭小的村落社会，使人类学的视角从单个的村庄转向了对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的关注，从而为人类学提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也为理论构建和问题探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这意味着，这种调查形式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解决农村经济报道所面临的难题。“把文化进化看成是不同民族和社会相互采借技术、经济、观念、宗教和艺术形式的结果。该理论强调用实证资料来确定文化特质的起源和传播途径，以此解释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成因”。
　　综上所述，从人类学视角调查分析报道“三农”题材，能够站在实证的角度上，对于日常选题的确定，题材的深入挖掘上提供帮助，有利于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乡村样本。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帮助采编人员去芜存菁。而新闻媒体最常见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走基层”和“蹲点报道”。但是从时间成本上来说，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又意味着高投入和高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好“三农”报道，需要专业媒体和专业记者，一个典型的农业条线记者需要充分利用时间了解农村、走访农村，同时需要进行大量积累，翔实的记录历史，及时的梳理资料，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报道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