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节目是政府职能部门通过电视媒体就公共事务与群众沟通、社会公众借此参政议政的栏目。从2011年开始，江苏、湖北、广东等多个省份相继推出电视问政节目，如南京电视台的《向人民汇报》、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洛阳电视台的《百姓问政》等。这类节目多由以前的政风、行风评议类节目发展而来，内容集中于政府部门对其行政与管理事务向公众报告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开创了政府部门行政、执政公开和市民监督、议政的新形式，受到各地观众的广泛关注，并随之形成一股竞相开设此类栏目的热潮。但随着节目进入常态化生产，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节目形式程式化问题、市民提问预设化问题、表现形式简单化问题等等，此类节目出现了批判力、鲜活力、影响力不断下降的情况，出现了过早地走向衰退和式微的征象。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离不开互联网，新闻宣传也莫不如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妨借鉴互联网思维，运用“互联网+”手法，为电视问政类节目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创优“支支招”。
　　一、电视问政节目积极发挥媒介社会作用
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媒体应充当社会舆论场和公共论坛。具体来看，电视问政类节目较好地发挥了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参与、动员、联动、监督四大社会功能。
　　（一）信息展示的窗口
　　民众想要评议政府，首先要知情，在此基础上才能理性地、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电视问政节目为政府机关展示工作提供了一个窗口，呈献给观众的信息既有部门年度履职承诺，也有部门负责人对这个承诺兑现情况的汇报。群众看得见，才能“评”与“议”。
　　（二）意见沟通的桥梁
　　长期以来，政府与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政府的部分决策、行为不为民众所知或理解，民众的诉求也不能件件通达到政府部门。电视问政节目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沟通平台，节目中，来自社会各界的评议代表直接向局办负责人发问，对方当即解答，沟通无障碍、高效率，对推进政府工作、改善干群关系有着积极作用。
　　（三）权力监督的镜鉴
　　电视问政的对话特点可用“三直”来概括，即直观、直白和直接。评议代表不仅可以直接向部门领导发问，更可以直白地提出对政策合理性以及机关作风等的批评。可以说，电视问政是我国民主化进程中政府重视问政和Web2.0时代公民参政议政意识觉醒的产物，有利于检验官员执政能力、促进部门作风转变和塑造良好政治文化。
　　（四）宣讲政策的阵地
　　电视问政节目也是普及和宣讲政策的阵地。观众不仅可以通过观看现场问答知晓部门工作，部门领导也可借此宣讲相关问题涉及到的政策法规，提高民众政策素养。
　　二、电视问政节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各城市台电视问政节目在几年来的探索过程中，不断进行完善改进，但从整体看，此类节目目前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制约其社会守望作用的发挥。尤其在新媒体崛起、公众获知信息渠道多元的今天，若是不加以重视，势必对节目的影响力和关注度造成不利影响。
　　（一）形式缺乏创新
　　电视节目的发展依赖于创新，故步自封必然走向没落。从节目形式看，多地电视问政节目自创办以来基本延续初始的节目设定：评议代表向政府部门提问，部门负责人予以解答，代表再根据其表现投票表决，主持人每期节目的主持语也相对固定。这样的程序化运作奠定了节目基调，但也限制了节目进一步发展，不仅让观众产生视觉疲劳，也容易让参与节目的机关部门产生懈怠，甚至摸清提问规律想对策应付。节目形式上创新的缺乏势必将导致收视率下降。
　　（二）互动交流不足
　　问政双方一方是政府部门，一方是市民群众，而市民并不局限于现场的评议代表，更包括场外广大群众。但从节目实际情况看，场外群众的参与度未被充分调动起来。近几年，多档电视问政节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创新，开始通过微信、微博、网络论坛等渠道收集本地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节目中要求相关部门予以解答。但是，该环节所占比重依然偏少，所提问题也十分有限，场外参与度仍未得到很好的提升。就场内互动而言，双方沟通方式也欠活泼。评议代表和部门负责人仍采用相对呆板的一问一答形式，对部门的评价也仅限于节目最后的投票表决，得出简单的满意度数据，无助于被评议的部门认识到自身工作究竟存在怎样的欠缺。
　　（三）现场“火药味”欠浓
　　当前，不少电视问政节目现场氛围相对“和谐友好”，有利于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交流。但“火药味”的欠缺也削弱了节目本身的监督初衷。沟通交流上，双方话语往往非常“客气”，鲜有评议代表进行责问、追问，双方基本没有辩论；问政内容上，节目中讨论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无关痛痒，一些问题不关乎政府中心工作，一些问题过于小众化、专业化。对于这些问题，在场的部门领导回答无压力，不会脸红、冒汗、语塞，而群众普遍关心的议题则无人触及。这样的舆论监督如隔靴搔痒，营造了一团和气，却让观众看后味同嚼蜡。
　　（四）承诺后没有践诺环节
　　“亮诺”是各地电视问政节目必定设置的环节，而许多政府部门作出的承诺长期没有兑现。如2014年7月，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曝光了江夏区一处鱼塘受污染，承包户损失惨重，节目中该区领导承诺将进行雨污分流，保障承包户利益。但是2015年4月，鱼塘污染依然严重，环保执法人员现场踏看发现，周边仍存在企业偷排污水、雨污管网混用的问题，江夏区领导只能在节目中再次承诺将堵住污染源。政府承诺落空，有解决问题所面临的客观困难和部门作风等方面的原因，而作为电视问政类节目，则需要在节目结束后，继续盯牢问题，不断跟踪采访，并在以后的节目中现场播放整改进度，对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开启新一轮问政，方能真正促进问题解决，否则容易造成电视问政话题总量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少；部门领导虚心接受的多，积极整改的少；“求证”的时候多，“问政”的时候少。
　　三、互联网思维指导下的应对之策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号召传统行业以互联网创新成果为切入点，以互联网思维为先导，有效提升传统行业资源配置能力。电视问政类节目作为传统媒体的品牌栏目，也应该搭上“互联网+”发展战略的快车，演绎出自身发展的精彩进程。
　　（一）全媒体联动扩大影响力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说过，电子时代的受众面临永不停息的信息重置，无时无刻不处在媒介传播物质的冲刷之中。这番话用来形容新媒体再合适不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之所以能够与受众进行全方位接触，实现不间断的信息“冲刷”，得益于其移动性、多元化的特点。移动终端的高度普及让用户可以根据个人条件和喜好，选择合适的媒体，随时随地获取最新资讯。
　　在于新媒体融合的过程中，电视问政节目要扩大影响力，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互联网+”或者“+互联网”，也就是传统媒体+互联网，以电视播出为主，各类新媒体传播为辅，扩大影响力。许多城市台的电视问政节目已打造了自己的网络主页，可以在互联网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可将往期节目变成可下载的资源，供观众重复收看、共部门下载收藏。微信、微博也应得到充分利用，节目播出前可发布预告信息，播出中可展开话题讨论，结束后还能通过留言获得观众反馈，进而不断完善节目。目前，湖北孝感市、蕲春县等地的电视问政都通过节目微信公众号或主持人个人微信账号实现了节目微信直播，将节目内容编辑成文字，不间断地进行发布，使受众即使不在电视机前也能关注电视问政。此外，开发时尚的APP客户端也是提高节目知名度、培养年轻受众的重要途径。
　　（二）采用直播形式增强互动性
　　1、直播保证新闻“新鲜度”。互联网在信息传递的迅捷性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由于省略了新闻传播中复杂的采访、制作、发行等环节，网络媒体可以保证受众时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因此，互联网媒体在发布新闻，尤其是在报道突发事件和持续发展的新闻事件中，其刷新功能比传统媒体的滚动播出更胜一筹。电视问政也是一档时政新闻节目，同样应十分重视新闻的时效性。面对新媒体在信息发布速度上的冲击，节目应当采取直播形式。当前不少地市台的电视问政仍采取录播形式，节目录制与播出之间存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差，导致一些节目录制时讨论的议题在播出时已得到解决，或出现新动态，造成信息滞后。采用直播，除了能保证节目中讨论的话题得到及时关注，也可避免观众对节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同时又可全程保留现场人物语气、神态以及观众反应等一切细节，从而表达人物对话之外的意味。
　　2、直播增强节目互动性。相比录播，直播的最大优势在于和场外互动的相容性。现场的问政嘉宾可以代表群众，但不等于群众。只有让场外的群众充分加入到讨论中来，电视问政才能真正通上下之情。为了让更多人参与问政，要利用好新媒体，使之不仅充当节目内容输出的工具，更成为民众声音输入的渠道。不少地方的电视问政节目在利用新媒体提高节目参与度上已较为成熟，场外观众可通过热线电话、短信、微信、微博等方式参与互动，随时“吐槽”。这些评论经过整理后，主持人挑选若干现场播报，其余的会在屏幕下方滚动条中显示。一些节目还采用3G连线手段，场外记者走街串巷，采访市民最关心的时政问题。画面同步发回现场，参与评议的部门负责人当即作答。通过多种方式引进演播室外的声音，防止问政高高在上、闭门造车，使节目更接地气，也让讨论更加民主而全面。当然，成功的直播意味着更高的技术要求和更强的组织水平，除了主持人要有较强心理素质和现场把控能力外，接受问政的部门领导需对业务足够精通，面对询问对答如流，并且经得起群众拍砖和吐槽。
　　（三）利用意见领袖增加“火药味”
　　所谓意见领袖是指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中介和过滤环节。意见领袖可以对信息进行先期挑选与分析，不仅影响人们看什么、想什么，更引导他们怎么看、怎么想，从而对追随者的态度和行为起支配作用。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教授、法律界人士甚至“网络大V”等社会知名意见领袖担任电视问政节目评议代表或评委，就现场问答发表高屋建瓴的点评，不仅能理清事实脉络，凸显事件本质，也有利于增强节目话语权威性。在网络社会，由于互联网的各种新兴功能、网民的复杂结构和信息传播的交叉感染性等诸多特征，网络意见领袖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放大和延伸。相比于公务员、学者、律师等传统意见领袖，以网民为主体的新型意见领袖分布更广泛，思维更活跃，且更善于利用现代传媒抢占舆论阵地，对参与公共事务更具激情的年轻群体而言，网络意见领袖有较强号召力和影响力。邀请“网络大V”担任节目嘉宾，对于改进问政话语形式、提升节目人气都有积极意义。如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2014年年中评议时，一位新浪博主就无证培训机构问题追问教育部门负责人，先是询问新闻报道中相关工作人员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否代表教育局的态度，武汉市教育局长对此予以否认。该博主又提出，是否一定要等媒体曝光才采取行动，教育局长再次否认。最后博主问道，既然应该行动，为什么一直不行动，令局长直呼，这位代表“提问很犀利”。
　　（四）改进表现形式让节目有“看头”
　　酒香也怕巷子深，电视问政除了内容要充实，也要让节目有“看头”，对观众口味，从而增强观众粘性，培养其忠诚度。
　　为改进节目形式，《电视评议》可在主持风格和环节设置两个方面下功夫。主持风格上，主持人应具备更强的现场应变能力，主持语更灵活多变、风趣幽默。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2014年年中评议第三场，主持人的开场语是“2014年是马年，许多事情都与‘马’有关，失联的客机是马航的，的士补贴之争在马化腾与马云间展开，文章妻子叫马伊俐，我们这期节目的关键词也是‘马上就办’”，在观众哈哈一笑的轻松氛围中，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对机关作风的评议。
　　环节设置上，可一改以往双方问答、最后打分的固定设计，借鉴一些城市台电视问政节目的新颖环节。如温州电视台的《温州电视问政》，采用航拍、船拍、播放MTV等方式展现该市滨水公园的建设成果；南京电视台的《民声》，设置“换位思考”环节，让官员扮演评议代表发问，而评议代表扮演官员作答，借此增进双方相互理解；洛阳电视台的《百姓问政》，问政嘉宾将发黑水样带到现场，质问环保局治水成效。种种突破常规的创新表现手法，对增强问政力度和节目可看性都大有帮助。
　　四、互联网时代依然内容为王
　　仅依靠强大的渠道和新颖的形式，没有满足受众的要求，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不可能成功。对新闻媒体而言，内容永远是根本，是决定其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大多数民众关注电视问政，并非聊以自娱、解气泄愤，而是为了有效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因此，电视问政节目若是没有实实在在的“干货”提供给观众，必定逐渐失去市场。发挥传统媒体在报道深度、力度方面的优势，打造过硬的内容，电视问政类节目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一是要由过去单纯地为个体解决具体问题向促进制度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方向改进，摆脱就事论事，提升节目层次和内涵。这方面可加强与地方人大、政协等的合作，形成联动机制，将人大政协事关社会民生问题的调研融入节目。
　　二是要加强反馈力度。需要将群众意见大、反复投诉、容易推诿扯皮的问题列入行风调查范围，联合政府纠风办以电视问政节目为信息源头，强化跟踪报道，提高曝光率。此外，可借力其他媒体，将节目所涉及的议题发布于本地网络论坛等，动员群众自发跟踪事件发展，及时发布最新动态，既能对责任部门造成压力，推动整改落实，也可充当电视问政追踪采访的先头部队，令反馈报道有的放矢。
　　三是要借助新媒体收集受众反馈，通过网友留言了解他们对节目的意见建议，促进节目向亲民化、年轻化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