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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纪录电影能否既“圈粉”又“圈钱”?——从《舌尖上的新年》谈起

桑敏玲

  美食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第二季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该片通过饱满的镜头语言展示了中华美食的精致丰富、源远流长,造成了全民性的轰动效应,每到播出时间,微博、微信便刮起一阵阵“深夜放毒”风,而每一种地域特色美食的展示,都能激起一股“那是我老家”的自豪感和亲切感。无论收视表现还是话题热搜排行,毫无疑问“舌尖”系列是近年来最为成功的电视纪录片。
  2016年1月7日,由原班人马打造的纪录电影《舌尖上的新年》在大银幕上映,秉持着“4K画质,用大屏仰望食物壮美”的宗旨,把食物的每一个细节放大再放大,让人坐在电影院里垂涎欲滴。
  梦想很美好,现实却骨感。虽然专业影评网站为该片给出了不错的评分,如猫眼电影8.8分,豆瓣评分8.5分,时光网7.5分,但观众似乎并不那么买账,最终以票房收入193万元人民币,网络点击量3290万(爱奇艺独播,付费观看模式。截止到2016年4月的播量)报收。而此前,《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在央视一套首播,平均收视率就达0.5%,最高收视份额达5.77%,创下10年来中国纪录片收视之最,第二季的网络点播量突破8亿。从这些数字比较来看,纪录电影《舌尖上的新年》几乎算是黯淡告退。
  热门IP纪录片为何遭受院线市场的冷遇
  与纪录片上院线成为常态的欧美、韩国等相比,在当下国内影院,几乎还没有院线纪录电影取得票房成功的。如:2010年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并在影迷中倍加称赞的《归途列车》,投资100万美元最终票房仅获得4.3万元;2015年10月上映的《喜马拉雅天梯》,拍摄精良、口碑甚好,众多微博大V和明星纷纷发文力挺,最终票房也仅有1153万元。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舌尖上的新年》监制陈晓卿曾说:“纪录片人都有一个电影梦。”他以为,《舌尖上的新年》兼具话题性和视觉感,做了那么多纪录片,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为纪录片多找到一些可能性,并且一点点接近自己的梦想。这部电影投资1200万元,主创团队用14个月的时间调研了35个地方,拍摄了60种食物,而且按照最高电影制作水准4K拍摄,最终呈现出24个地域、43种美食,把10000多分钟素材浓缩成85分钟极致呈现。
  然而,这部有着正统热门IP出身,并且受到一众忠实“舌尖”粉自发性推广的纪录电影,并没能扭转纪录片进影院后的票房厄运,甚至可以说结局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有报道说,在上映前,总制片人东海麒麟的胡震鹏似乎预计到纪录电影票房不会很理想,还写过一篇名为《我不想对一部院线纪录片谈票房》的文章,阐述了五家联合出品方对“舌尖”这个题材的热爱和不太计商业得失的情怀。他说:“不是我们的原因造成这个电影票房不好,是影院不愿意给更多的排片量。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影院30000多张荧幕,而《舌尖上的新年》最高的排片率仅有2%且只维持了两天,时间段也多集中在上午,总上映时间不足一周。越是排片少,观众就越少;越少观众看,排片就更少。电影不是电视,电视多是陪伴性娱乐功能,点亮电源就有声画,而电影似乎更讲究“天时  地利 人和”各种关系的相互配合。有些商业影片比如《星球大战》、《速度与激情》等可以达到60%甚至更高的排片量。
  有一个说法,电影是以金钱为媒、以商业为继、技术和艺术联姻的产品。纪录电影的票房不佳,真的只是因为院线的不配合排片吗?想来这只是诸多原因中的一环。院线有运营成本,他们当然也希望能在合理范围内将利益最大化。那么,他们没有选择将影厅留给《舌尖上的新年》,是否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考虑:
  1、影片本身是否够“电影化”
  除了“舌尖粉”们纷纷表示期待之外,也听到了将此与综艺IP衍生的电影相提并论的质疑声。《现代快报》曾刊登读者调查,显示有观众认为《舌尖上的新年》有点不太像电影,不过是借用“舌尖”这个热门题材发酵炒作。对此,制片方回应说:纪录片电影国内国外早已有之,和综艺电影并非一回事。《舌尖上的新年》水准比电视片肯定要高,他们相信只有在艺术上做到极致,才有可能去谈商业。但以上说明并不能佐证《舌尖上的新年》与院线市场之间是相互适应彼此的。诚然《舌尖上的新年》在拍摄手法、素材摘选、叙事结构上都有所突破,但和电视纪录片版本拉开了多少距离?看到的更多是延续,一脉相承借助食物来表达对传统手艺、家庭亲情、乡邻文化、年俗节庆等中式情感的心灵寄寓。电视版本在播出时,表面上勾起了观众的馋虫,深层次上引发了思乡、恋乡的“寻根”情绪,每个人都开始怀念,我家餐桌上曾经出现过怎样的美味……甚至生发出一种“攀比”,我老家的特色菜上了“舌尖”!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归属和荣耀。而在看电影版时,观影感受依旧维系在这有些碎片化层面上,依然强调的是“这道菜看上去好好吃”,流传最广的粉丝宣传语为“记得吃饱了再进影厅”。而中国从南至北,从东到西的广袤土地上,“传统新年和谁在哪里吃什么”这个话题,真的足够有悬念、有故事、有深度,足够吸引观众掏腰包买票观影吗?投资方曾说,拍摄这部电影最直接的原因是喜欢“舌尖”,想留一个好作品,这是最重要的。或许因为这样的心态,导致《舌尖上的新年》这部纪录电影并未拥有所谓的“商业”设定,它本身就是带着“象牙塔”的基因诞生的。
  2、市场对纪录电影的态度
  不可否认,纪录片有着其他类型电影所不具备的跨文化、跨时空的特性,然而纪录片的这种价值,要大众从对“舌尖”食物表象转到一场精神文化消费或是洗礼,显然在缺乏分级制和专业院线的中国电影市场,显得时机还不够成熟。
  但是国内观众真的是从意识上不接受纪录电影吗?有观点说,国内主流观影人群是“80”、“90”后,他们对观影的要求是简单、搞笑、放松即可,不太会在影院选择有深度、有内涵的内容来消费。这个观点有些极端。拿国产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来说,这样制作团队无名、前期宣传又弱的片子,能在“自来水”观众的集体簇拥下翻盘,硬是将排片量从微不足道的场次急剧增加,在同期热映的《捉妖记》和《煎饼侠》的激烈竞争中分得一杯羹,终的票房收入近10亿。这样的成绩靠的还是电影本身的内容设计和超预期的制作水准。而懂得珍惜这种品质并为之摇旗呐喊、贡献票房的主力军,也是这群“80”、“90”后。当然动画电影和纪录影片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再说回到纪录电影市场,目前国内最高票房由法国著名纪录片大师雅克・贝汉拍摄的《海洋》创造的2690万元。2011年8月此片在国内院线上映时,无疑是当时的一匹大黑马,一开始也不被待见,但票房的突破与拍片场次的回暖直接相关,靠着口口相传的好评,成为同期电影市场的常青树,放映档期延长至10月中旬,一举占据纪录电影票房冠军席位并保持至今。我们谈且只谈这一部分观众,就算他们只代表极小众“口味”的特别群体,那么为什么国产纪录电影,连这些人也没能够吸引去消费买票?大概是因为还不够引发他们的期待感。
  曾在2015年夏秋时节引发广泛关注和好评的电视纪录片《第三极》,一度风传将登陆大银幕,但至今尚无下文。导演曾海若曾经告诉媒体,电影版纪录片登上大银幕,从手续、程序上说并不难,难的是产生和电视上一样轰动的效果。在我国,愿意花钱看纪录电影的观众还需要培养,而纪录片上院线,也还需要一些特别的技巧。如今看来,他认识的还算理性:看纪录电影的观众需要培养,而制作纪录电影的团队,也需要成长,而不是一味“埋头搞艺术,勇敢地自我欣赏”。
  纪录片上院线  能否既“圈粉”又“圈钱”
  说到制作电影纪录片的初心,我们再回到《舌尖上的新年》,出品方心很齐,确实没有想从这个片子上挣钱,只想把片子做到极致。必须要肯定出品方能有这样的心态,愿意砸金给国产纪录电影,丰富电影内容市场。但换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也说明电影市场更为直白残酷,为什么我们不能大胆些放肆些地说:我就是既要口碑又要票房?
  相对于中国纪录电影市场的“一片死水”,日韩、台湾等地的纪录片市场近年来都在迅速崛起。据悉,在纪录片产业最为成熟的日本  ,观众不会刻意区分剧情片和纪录片;韩国的《牛铃之声》取得了过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而一部《我的爱,别渡过那条河》的周票房超过了同期的《星际穿越》。中国台湾2013年的纪录电影《看见台湾》斩获近4000万人民币,口碑与票房双赢。那么,如果有机会将这些纪录电影引进到国内,是否有可能打破《海洋》创造的2690万元票房记录?个人观点:值得期待。纪录电影走上院线,不能光靠“情怀”,观众越来越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品质,越来越少有人会愿意为空喊“情怀”去买单了。
  走市场,走商业化,对于纪录片来说,不是坏事。有了理性资金的注入,对于纪录片团队来说则有了更宽广的创作空间。而在面向市场考验的时候,纪录片制作团队更应该审核内心,是否明确方向,是否理清思路,是否清楚受众,是否有自信能坚韧地去挑战这个还未被开发的市场?
  在实际的制作发行过程中,更应该借鉴成功的商业电影元素,借助有实力的宣发团队,动用互联网“万物互联”的新思维,这已经不是一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而是有好酒,就要卖力地吆喝,就该告知天下。有些好口碑电影,需要一个发酵期,观众往往不会选择第一时间去看,而是通过口口相传、耳闻目染后才会走进电影院去看。如果它不是粉丝电影,一开始给它排片很高,比如说50%,这时候你会发现上座率很差,整个电影厅里面才十几个人,观众第一感觉就不好,进而会影响观影的评判。纪录电影可能更是一个阶梯型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以作为创作者,与其去抱怨这个、鞭笞那个,还不如自己选取好准确的定位。任何生命体的存在,都是一种适应、一种妥协。严格说起来,作为想要拥抱市场,被更为广泛接受和认可的纪录电影,必须更符合电影要素,更贴近观众,学习向资本倾斜。纪录电影本就是对当下的一种记录,反映现实状态的生动表达,所以更应该强调与观众的沟通与共鸣。从某种方面而言,只有被观众养活的电影才是被认可的电影。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努力赋予作品独立行走的智商,讲述承载着普世价值的“人性故事”,圈更多的观众成为纪录电影的粉。影院的仲裁权归根到底在观众手中,由“粉”驱动运转,进入良性循环。再介入相匹配的商业化内容、形式的辅佐,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变成产品以至于商品,才能跨越市场边界,才能克服文化折扣,最终实现作为“作者”所创作出的“作品”的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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