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西安电视问政在事后追责环节所表现出的力度，不仅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夺得了电视新闻同行的侧目关注，同时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电视问政”这一现象级电视节目形态的再思考。
　　问政类电视节目，自2002年郑州电视台《周末面对面》节目萌发始，至今已经走过15个年头。当前，各种模式的电视问政节目均已步入成熟期。特别是以武汉《电视问政》、丽水《问政进行时》、西安《问政时刻》等为代表的大型现场直播的问政节目，已经成为问政类节目的主导模式，在全国范围影响最广，且被广泛采用。
　　然而，随着“电视问政”的深入发展，潜藏的“工作运作制度”、“群众参与程度”、“现场问责尺度”、“事后追责力度”（以下简称“四度”）等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关系“电视问政”的创新及今后的走向。
　　一、当前电视问政的“四度”问题
　　1、“电视问政”工作运作制度的刚性不足。大部分地方的“电视问政”产生的基础，几乎都是建立在地方政治生态治理和政府工作推进的现实需要之上。从长远来看，地方政治生态治理和政府工作推进，是由诸多部门、官员组成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形成的推动力，而这种关系和推动力的趋向是达到一种平衡。因此，这种平衡一旦实现，“电视问政”的内生动力就会显得不足。比如丽水电视问政的初步阶段，各种关系的平衡并没有形成，“一把手”的推动也显得很强势，各方的积极性很高，各项工作衔接非常顺畅，“电视问政”所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明显。但到目前的成熟阶段，地方政治生态达到了新的平衡，党政的推动力有所减弱，相关方的配合度也显得疲软。“电视问政”的选题、审片、审稿、确定被问政对象、邀请点评专家等一些环节，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随意性，给问政节目的正常运作形成了障碍。
　　2、群众参与程度不够，削弱了电视问政的影响力。虽然，丽水电视问政的定位是“百姓问政议政、部门接受考问”，但从这些年的情况看，群众参与度反而是越来越低。在丽水电视问政创立初期，每期主动报名参与到问政现场的观众人数占到20%以上。但目前，这一数值已低于5%，带着问题参与到现场的观众更是寥寥无几。这一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在于“电视问政”节目选题的主导权在党委、政府，难以与群众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形成高度契合，因而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因为节目制作人手、周期、节目时长分配等因素制约，相关选题并没有在群众中充分发酵，当群众知道相关主题的时候，节目的问题短片基本都采制完成，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与群众互动的基础。
　　3、现场问责尺度需进一步加强。一方面，“电视问政”节目进入常态播出后，各种干扰因素越来越多，而相应的问责尺度却被一压再压。即使直播型的问政类节目，在前期审核的时候也免不了被框定尺度。在丽水电视问政的一些节目中，某些出彩的细节往往在审稿阶段以各种理由被剔除。另一方面，制作团队对一些问题的现场采证和分析研判不够到位，导致主持人现场应变不够，进而使得节目现场的博弈失利，最终给观众造成“问政底气不足”的错觉。
　　4、事后追责力度不足，容易让问政成为“走过场”。目前，“电视问政”不只是一档电视节目，也是推动地方党政工作的“公器”，更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排气阀”。基于这一事实前提，如果问政之后无问责或重问政轻问责，那么对于不作为的懒政、惰政官员和公职人员就形不成有效触动和威慑，各种问题、各种矛盾还是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官员在现场接受的问政也必然越来越接近“走过场”。就丽水电视问政来说，从创办至今，被曝光问题的解决率虽然都在80%以上，但也还是有一些该解决、且可以解决的问题未得到解决，也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问政而被追责。即使有考核，也仅仅是将被问政官员的现场民意测评得分，作为其年度工作考核的一小部分——还不到2%。
　　二、解决电视问政“四度”问题的建议
　　电视问政“遍地开花”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昙花一现”的问政类节目也比比皆是。如浙江卫视在2013年12月播出的《问水面对面》，成了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一期由卫视制播的电视问政节目。又如湖南经视在2014年创办的《经视问政》，仅仅制播了两个年头。更多的是一些地市台、县级台开办的电视问政节目，要么处于非正常运转，要么就干脆关停。当然，不同层面停办问政类节目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大部分地市台、县台停办的原因也逃不脱“工作运作制度”、“群众参与程度”、“现场问责尺度”、“事后追责力度”等“四度”问题。从现实来说，能否解决好“四度”问题也决定着今后丽水电视问政的发展和走向。
　　1、建立健全工作运作的刚性制度。
　　丽水电视问政在创办初期，相关工作的开展基本是靠党政力量的推动，特别是依赖“一把手”的推动。然而，如果要将“电视问政”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一个常态节目来推进，必须抓住契机建立一系列的刚性工作运作制度。2017年4月，丽水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依托‘电视问政’等平台，进一步问出政府工作的问题思维、百姓思维、责任思维。”这正是丽水电视问政建立健全刚性运作制度的一个良好契机。
比如针对选题、审片、审稿等环节，可以“丽水市电视问政领导小组”的名义，出台具体的工作条例，确定相应的工作小组、提高工作小组规格、固定参与成员、明确工作流程和对接规则等等。如此，可避免目前选题、审片、审稿等环节的一些脱节问题，更可避免问一些低规格把关者因具体工作产生的种种顾虑。又比如，针对一些部门“一把手”以各种名义规避被现场问政的行为，可以出台问政对象确定制度及相关请假制度。
　　2、多管齐下提升群众参与程度。
　　丽水电视问政自创办以来，虽然也试图通过微博、微信、热线、论坛等各种方式，来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但基于选题机制和人员配备的障碍，收效甚微。因此，要提升群众参与程度，还要多管齐下。
　　首先，要改变现有较为单一的选题机制。比如每期节目由选题小组确定一部分选题，其余选题的主导权则交予广大群众。通过拉长选题酝酿时间，将未来半年或一年的选题征集线索交由群众，发动群众的力量。
　　其次，调整节目现场的时间分配，可以尝试将一半的时间用于观众互动。其中，可以整合信访部门的资源，遴选一些信访件，邀请一些信访当事人，到问政现场形成互动。同时，也可以将热线电话、微博、微信、网络论坛的各种群众投诉融入互动。还可以将调查记者发现的曝光短片之外的问题，放到这一环节以便及时处理。由此，形成一个利于解决群众诉求的综合互动版块，可大大增强电视问政的影响力。
　　再次，结合频道宣传、节目推广等活动，使问政节目更接地气。可以通过相关移动端策划推出一系列互动活动，或组织问政进社区、问政宣传日等活动，让更多群众深入了解电视问政，让更多有需要、有见地、有较强公民意识的群众参与到问政平台。
　　此外，要加强人员配备，这也是实现上述三点建议的基础前提。毕竟，改变现有选题机制、充实现场内容、提升群众参与度所产生的大量新增工作，还是需要充实人力方可完成。
　　3、强化节目现场的问责尺度。
　　电视问政节目的直播现场，更多是按传播学、电视新闻学、受众心理学等学科的规律来推进。因此，应该从审片、审稿等环节就要放宽尺度，给主持人的现场发挥提供足够的空间。丽水电视问政的直播现场，也曾一度出现“理应问责”却因束缚手脚而不再“追问”的尴尬，而由此形成的现场力度，让受众大呼“不过瘾”，也让电视问政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强化现场的问责尺度，要不断提高主持人的现场应变能力。比如，在丽水电视问政《聚焦剿灭劣V类水》的节目现场，虽然被问政官员一度强调“去过问题现场”，但具体的回答不是模棱两可就是破绽百出。此时，如果主持人再追问几个有关“问题现场”的标志性细节，那么被问政官员就原形毕露无疑。由此还可再深入质疑“工作作风是否扎实”、“该不该追责”。如此一来，问责尺度自然就被强化了。
　　强化现场问责尺度，还要求制作团队对问题的采证和分析研判更全面到位。如丽水电视问政在《聚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节目中，关于文明交通的问题短片，就忽视了对“未礼让行人公交车”管理单位的信息核查，使得问政现场无以对质，错失一个深化问责的砝码。又如在反映基层执法人员不文明执法的问题上，未能到位分析研判某一信息点，导致现场观众乃至专家的误读，虽然现场主持人尽力补救，但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效果。
　　4、加大电视问政的事后追责力度。
　　电视问政的事后追责力度依赖于刚性追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今年以来，西安电视问政在事后追责所表现出的强势，虽然还是有“一把手”的强势推动，但是其在2016年8月就出台的《西安市“市民电视问政”群众反映问题督查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奠定了电视问政事后追责机制的刚性基础。而反观大部分地方的电视问政，从创办至今就一直没有出台类似的刚性追责制度，未建立相应的追责机制。
　　从丽水电视问政的实际来看，基于“电视问政”再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必要、也应该建立健全刚性的事后追责制度和机制。可以借鉴西安电视问政的经验，依据党章、党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及地方行政问责办法，出台“电视问政督查追责办法”。从责任来源、责任主体、处罚权重、督查主体、追责流程、追责手段等等角度，建立科学、有效、刚性的追责制度和体系。如此，才能对被问政对象形成足够的压力，才能触动被问政对象主动解决问题，才能对一些懒政、惰政行为进行有效追责。
　　三、结论
　　无论是从诞生的基础还是实际运作来看，当前“电视问政”这一现象级的电视节目，已经不是单纯的电视新闻。其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是内生性的，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要从制度、机制等层面发力。因此，只有建立健全刚性的工作运作制度、多管齐下提升群众的参与程度、强化问政节目现场的问责尺度、加大电视问政的事后追责力度，才可能让“电视问政”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才能真正作为“第三个波峰”助推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发展，才可能履行好“推动社会进步”这一新闻事业的天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