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白对虾养殖一度被认为水产养殖中“淘金”的产业。近年来，行业中却不断发生大面积病害暴发现象，大比例的养殖亏损，不少养殖户甚至连续亏损3-4年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进入三伏天，是南美白对虾养殖的关键时刻。针对行业的特点，笔者再一次对今年的收成状况进行了回望。在与一些养殖户的接触中，我们意外获得了两个数据：一个是某批次3亿尾苗种全部死亡，1000多万元直接打了水漂；另一个是今年对虾养殖面积减少1万亩。对于农业而言，这样的数据确实可以说是“损失重大”，因为其背后可能就是农民不堪承受之痛。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说，我们对于这样的现实不可能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是来自何处？是否属实？怎样构成？对具体的农户或农业企业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样牵涉整个行业的大数据，只有深入调查，实事求是，才能做到言之有信，言而有据，这也是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的纪律和作风。于是，笔者冒着40℃以上的高温，纵横于烈日当空的海涂阡陌，穿行在辐射强烈的虾塘鱼池，开始了一场艰难的调查取证，努力去触及这个行业不愿轻易示人的“隐痛”。
　　逼近真相
　　如果没有以往工作的积累，记者很难找到问题的源头而直面真相。因为，滨海地区地广人稀，虾塘连绵，即使是熟人带路，也常常会晕头转向；即便你与受损的虾农不期而遇，对面而坐，也未必能够听到最真实的内心世界。这其中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农民对每一次农业生产的投入都期盼有个“好兆头”，有些地方甚至保留了最原始的祭祀祈福仪式，但是遭遇了死苗死虾的虾农一般比较忌讳“死”的话题；第二，连年亏损的虾农往往有亲友债务、银行贷款缠身，出于面子和个人社会信誉等因素的考虑，他们不敢直面现实，更不愿抛头露面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第三，虾农与苗种生产商之间是一种产业上下游的关系，顾及到个人对死苗死虾追责、索赔的幻想和对来年苗种供应的需求，他们都不愿意在第一时间让第三方介入，也不愿意有外人触及他们内心的“隐痛”。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只能用更真诚的态度和更扎实的作风去结交结识更多的农民朋友，与他们拉家常，谈生产，侃技术，说收成，竭尽我们的能力，张开所有的神经和触角，去搜捕相关信息。渐渐地，我们对养殖户们的了解不再是单一的线性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个有相互交互的农民“朋友群”，它让我们有机会更加全面地了解每个农户养殖经历、养殖品种、盈亏状况甚至于年龄、性格、脾气、酒量、嗜好等基本信息。此时，虾农们不再把记者当成“局”外之人，而是当成一个至少在农业生产专业层面上“聊得开”的朋友，少了“客套”，多了“熟络”；少了“陌生”，多了“知心”。取得了信任，虾农才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流露在一个“外人”的面前。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在绍兴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专家和水产行业协会的“鱼老大”们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摸清了今年3亿尾苗种的买卖关系，受害主体；1万亩虾塘减少面积的企业（个人）及大致的所在位置。
　　谁来诉说
　　当我们基本摸清2017年早春死苗的基本况之后，我们顺藤摸瓜，对前一年发生过类似的大规模的死苗情况进行了追溯。这样，今年大批死苗的问题不再是孤证！
　　2016年，祁国兴等养殖户通过某饲料公司以400元/万尾的价格购买了自称正大品牌的虾苗，遭受重大损失，虾苗2.1亿尾。一年来300多养殖户们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向涉事的企业和个人讨要说法，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受损严重的养殖户祁国兴只好走上了诉讼之路。这可能是绍兴乃至全省对虾养殖行业中的首例讼案。虽然我们手头有扎实的文字材料，可以说明此事，但是对电视而言，没有图像的“第一手”资料还是不完备的。
　　祁国兴既是死虾事件亲历者、受害人，也是投诉索赔的当事人和讼案的原告人。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他并与之深谈，这对于了解案情的来龙去脉、摸清当下养殖户们最大的关切，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在寻找这位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历经千辛万苦。一方面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相关层面并不愿意媒体介入可能涉及一定社会群体的事件；另一方面，在茫茫海涂养殖户们分散经营，联络不多，即便是塘口相邻，也未必相认相知。我们在通过多种途径寻找无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在大致的区块内挨家挨户地寻找线索。每个虾塘之间少则几十米，多则几百米，路径不同，车辆难行，我们在骄阳下穿梭于蒿莱没面的乡间小路，一一叩开紧闭的院门，终于在沥海镇北面一片虾塘最末端的一位虾农那里找到线索，然后再折返西北，在曹娥江新袍江大桥的东北角一片虾塘中找到了讼案的当事人。
　　当事人年纪轻轻，厚道本分。去年损失近百万元后，和其他虾农一起上门“讨说法”实属被迫之举；因为“正面引导”走上了诉讼之路，并非他的本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时至今日他根本还不知道官司怎么打？法律的援助能到什么层面？结果有没有？唯一的理由是相信法律！他的真实的现状是无奈、无力、无援、无声，既专注于当下的养殖，又期待着法律的公正。这也是绝大多数和他一样受害的养殖户们的一个缩影。
　　虽然，这样的追寻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也在“情理”之中。它让我们有机会更加全面地了解真相，把握真相。它至少修正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片面认识。第一，之前我们总以为涉农多年，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对虾发病、死亡是大规模、突发性、倾覆性的事件，但是实际上除了这种情况之外，还有更加“痛苦”的“偷死”过程，即浸润性、蔓延性的死苗死虾；活而不食，生而不长，养而无收，到头来一场辛劳，亏损无数。因此我们舍去了所有的对死苗死虾的定性描述，而是用更加准确的事实来表达对虾“死亡”的不同层次。第二，祁国兴这样的虾农，历千辛万苦，头破血流，虽然遭遇“冷处理”延缓了他们的痛苦，也消解他们维权的锐气，但是，他的经历在海涂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作为社会的底层，虾农因购买了问题种苗进而走上维权之路，就同农民买了假种子一样，合法合理，完全正当，社会和媒体应该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作品中对2016年的事例首次进行了披露。
　　而对带有一些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记者的报道更应采取严谨、审慎的态度。因此我们在披露虾苗危机这一事实的过程中，采取了横向和纵向例证的拓展，所有事实并非孤例！这样虽然会大大增加我们的采访难度，但是同时也它增加了我们事实审视的维度和思想的厚度，最终呈现在事实和观点也更具说服力、影响力和冲击力。
　　如何揭示
　　引起对虾死亡的原因很多，苗种、天气、水质、管理……任何因素都会影响对虾的产量和虾农的收成。虾农们普遍反映对虾苗种存在质量问题，而且私下里也有因苗种质量导致死苗死虾后买卖之间进行“私了”的现象。但是对虾的苗种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流通过程中是怎样进行检测与监管的？检测的内容是什么？检测的结果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无论是对虾苗种的买卖双方，还是调查记者都回答不了。因此在采访了苗种生产企业之后，我们根据苗种的流向对目前开展对虾病害检测的两家单位——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和宁波大学海洋学院进行的追踪，最终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目前对虾病害的检测项目包括白斑综合征病毒、桃拉综合征病毒、传染性皮下和造血组织坏死症病毒、传染性肌肉坏死病毒、急性肝胰腺坏死病、偷死野田村病毒、肠包虫病、虾虹彩病共计八项，检测的样品是苗种公司自行送检，检测单位事后反馈检测结果。
　　二是两家单位对苗种病害的检测对于苗种质量的监控与监管并不具有强制性，目前也没有辐射到整个行业。
　　这样的调查让我们有机会依托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站在更加科学的角度，来审视南美白对虾的病害特征以及检查、监管的现状，从而也从科学的角度证实了新闻调查的初衷与立意。但是考虑到各种对虾病害的完整表达可能引起人们不必要的误解，因此我们最终呈现在屏幕上的病害名称删除了“传染性”的表达。
　　“敬业”和“专业”是任何专业工作的两个立面。只有“敬业”才有希望做到“专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的调查报道已经深入到水产养殖的专业层面。因而这样的对农节目最终才能服务到三农工作点上。